事情还没有商定，副官已在外面敲门，是来送饭后的茶水。阮静秋正好也想借机问一问廖耀湘的伤势，于是拿起了一旁的药箱，说道：“我算着日子，差不多已经到了拆线的时间，就拿了药箱过来。”
他“噢”一声，立刻说：“你不提醒，我都快忘了。伤口长得好，你缝的针脚也巧，这几天，我一点儿也没想起这里还有一道伤。”
她无奈地：“军长还是别夸赞我了。若非你恰巧经过，我已在河沟里冻成了一个冰雕；可你要是没恰巧经过，胳膊上就不会落下这么长的一道伤口。”
他则笑说：“你是医生，一道伤口和一条人命哪个重要，你比我更清楚。在我看来，我不光庆幸自己恰巧经过，更庆幸只受一点皮肉之苦就能换回一个好医生，否则我现在只有叫天天不应、叫地地不灵啦。”说着这些话，他似乎意识到了其中的一些关节，又偏头凑近她瞧了瞧：“难怪邱军长说你是个心思重的，这事有什么好惦记的必要？我救人又不是为了索取报答，你不要觉得因为这事就有了负担，就非要答应去沈阳不可，我另选他人就是了。”
她知道这话并不是为了说服她去沈阳而有意编织的，因为他这个人一贯直来直往，从不会刻意使用什么动听的字眼哄骗别人，而他所受的新式教育，也让他把身边每一位军官和士兵都看得非常重要，因此即便当时被压在车底下的人不是她，他也一定会同样毫不犹豫地出手相救。
她真诚地说了声“谢谢长官”，接着帮忙卷起他的衣袖，取出工具来拆除伤口上的缝线。拆线时牵扯皮肉，难免会有些疼痛，但他连眉头也不皱一下，只安静地坐着，乖乖将手臂伸长摊在桌面上。待到缝线全都清理完毕，他才终于“嘶”了一声，叹息着说：“可算熬出头啦。”
她故意板着脸道：“不过，即便军长救了我的性命，假如杜先生问起的话，我也还是要照实说的。”
他愣了愣，旋即笑了：“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，这丫头！”
工作交接又花去了近两天工夫，前往沈阳的军列将于转天清早出发，廖耀湘那时不在军部，她接了调令文件，也不知道该跟谁道别才好。某一个瞬间，她甚至生出些违令抗命的念头，但转念一想，为着不去见一个人，而让自己实打实地背上逃兵的罪名，实在是一桩很不划算的买卖。
她感觉自己这样畏缩的缘由，主要是与愧疚有关——远征军撤退时，依部队建制她原属新二十二师军医处，本该和师长廖耀湘一样奉军长杜聿明的命令撤进野人山。但中学历史课本上所记述的只言片语告诉她，即将到来的雨季将使半数士兵平白葬身在不见天日的热带丛林当中，且在这茫茫数万人里，最终只有一位女性活着走出了野人山。彼时她已在民国这方大染缸里沉浮了数年之久，对国府官员及军队的种种弊病看得分明，深知拿这事去向长官们进言可谓是半点用处也没有。第五军是奉蒋委员长的命令尽快回国，即使她交待自己来自数十年以后也没人会相信，恐怕只会被当做扰乱军心的奸细给就地正法；而仅凭着手头那样有限的装备、食物和药品，她更没有信心自己能改变历史，成为活着走出野人山的第二位女性。在那之前，她由于留过洋的缘故，被孙立人借调到新三十八师，以担任在与仁安羌战役中获救的英国人的急救和沟通任务。任务结束后不久便赶上大撤退，她分管的几名英国病人坚持要她看诊，她于是也半推半就，没有按时回到新二十二师的建制，而是随新三十八师撤往了印度。五军之后的经历果然如历史记载的一样：大半士兵倒在错综绵延的山路上，杜聿明与廖耀湘勉强捡回半条命，在空投的电台指引下改道印度与新三十八师会合，负责断后的二百师则损兵折将，师长戴安澜重伤不治，永远长眠在了异国他乡。
无论从怎样的角度和意义上说，她都做了一回贪生怕死的卑鄙小人。她抛下她最初投身从戎的老部队、抛下与她一同经历过磨难生死的老长官们、抛下许许多多本可以凭她的医术留住性命的普通士兵，心安理得地缩进英军在印度的伤兵营地，以为自己只要听不见、不知道，死去的冤魂便不会找上门来。人怎么能够如此自私、如此冷血无情？她明明知道将会发生的一切，却为自己预设了一堆阻碍与借口，甚至吝于做出一星半点的尝试，只一次又一次地在良心难安时自我催眠道，即使尝试了也是无用——影视与里早就写遍了所有的可能，穿越者无论做什么，最终都没有办法改变既定的历史。
但这自我安慰的话语并不能让她理直气壮地面对五军的众多伤员，更遑论杜聿明与廖耀湘。她在伤兵营地里像只老鼠似的东躲西藏，直到不久后，杜聿明被重庆的一纸电报召回了国，而缩在角落里痛哭流涕的她被偶然经过的廖耀湘逮了个正着，这才在他的劝说下归建新二十二师，后来又被编为驻印军、新六军，直到现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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