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且随着规模的扩大，印制中储币的收入占据情报科财政收入的比例会越来越大，甚至是数倍于走私生意，这让宁志恒不得不把这项工作放在了首位。
霍越泽也是知道这一点，当即点头道“请您放心，我已经调集了所有的情报和行动力量全力投入这项工作，一定保证安全无虑。”
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，南京中央储备银行如期建立，储备银行上海分行也在上海正式营业。
周福山作为中央储备银行的总裁，再次来到上海，开始游说各方，并下令上海市区内的商行，百货，各大贸易公司，必须强制接受中储币，胆敢违抗者立即抓捕，严厉制裁。
这一铁腕手段收效不错，中储币开始逐渐进入上海市场，可是正如之前预料的那样，上海的金融界对中储币的发行都持否定态度，坚决抵制。
就在南京中央储备银行成立的第二天，上海租界的各大报纸均发表声明，号召工商各界拥护法币，各行各业拒收中储币。
上海的银行，钱业两大公会一致决议，坚决拒绝与南京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来往，一时间，上海金融界能否接受中储券，就成为其能否最大限度顺利推广的风向标。
周福山使尽浑身解数，可是最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，于是他把矛头直指重庆政府的四大银行，向这四大银行提出兑换中储券，建立开户往来的要求。
这当然是他的一厢情愿，重庆政府四大银行立场明确的拒绝了这个要求，周福山大为不满，马上通过日本军方力量，强制要求四大银行撤离公共租界，退出上海金融界。
四大银行迫于压力，为安全起见，中国、交通、农民三大银行迁往法租界，只有中央银行作为国党政府第一大银行，为了不向南京政府示弱，碍于面子的关系，最后决定坚守在公共租界，不愿迁移，双方一时僵持不下。
周福山在上海推行中储币的工作受阻，在来回较量了近一个月之后，最后无奈放弃，这个任务就顺理成章的交到了李志群的手中。
重庆军统局总部的办公室里，几名高层针对此事正在紧急协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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