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先是江西巡抚和巡按对惠登相老家的废除私产行动，当然在当事人看来这等同于抄家。
惠登相在山西，在湖广积蓄多年的财富，被齐国民政官“清理登记造册”，全部打包运往南昌、武昌等地府库。
第二个因素也就是导火索，正是江西江南各地风风火火如火如荼的反对“禁缠足令”。
齐国颁布的“禁缠足令”在江西各府县引起强烈反弹，上至知府县令耆老乡绅，下到贩夫走卒村夫匠户，都对这项“暴政”充满愤怒，部分地方上有影响的豪右名士，甚至扬言：
食可尽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足不可不缠！士大夫节操不能丢！
饿死事小，缠足事大！
一些先前隐居乡野，不愿与大齐合作的前明遗老们，突然复活一般，开始络绎不绝拜访惠登相府邸，如姜曰广等人，这些人日夜劝说惠帅采取行动，“不可辜负江右民心”。
加上南明将领何腾蛟等人的反复劝说，惠登相终于下定决心，在江西搞一把大的。
当然，他起事的地点没选在南昌九江这样的通都大邑，因为齐军在这些重要城市驻兵较多，惠登相深知齐军实力，他也不敢去触那个霉头，他最后把造反的地方选在临川，时间定在了四月十八日。
之所以选在这里，无非三个原因：
其一，临川位于赣南，距离福建相对较近，一旦起事，方便福建明军接应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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