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生于1921年，那一年党刚刚成立。我祖上都是江南人，到了清朝末年洋人势强，满清丧权辱国。我家薄有资产，我祖父便同友人一起开工厂，想以实业救国。后来泥轰侵华，我家的工厂被侵占，我祖父客死他乡，我父亲参加果军就义。我母亲带着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。
37年，16岁的我考上了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农学系。38年武汉沦陷学院迁并到重庆国立中央大学，我也去了重庆。40年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，45年我考取公费留美研究生，47年取得阿美利加爱沃华州立大学的硕士学位，然后因为解放战争我滞留阿美利加两年。49年新中国成立，我不顾导师和亲人朋友的反对回到祖国……”
郭文兴仿佛总结人生般把自己前半辈子的经历娓娓道来，何平静静的看着他，他的脸上带着些许的悲伤。
“我活了大半辈子，临老临老我却茫然了，为什么我会遭受到那样的待遇？”
郭文兴的言语并不激烈，甚至是轻柔的，可何平却从中听出了对命运不公的控诉。
郭文兴天天醉生梦死这其中恐怕不仅仅是对家庭破裂的痛苦...
何平没有说话，就这样安静的听郭文兴说话，他知道这个时候无论他说什么都是苍白无力的。
解铃换需系铃人，郭文兴的心结还得他自己去解。
郭文兴断断续续的说了半个多小时，脸上的神情也从悲伤、痛苦、绝望慢慢的变成了释然、柔和。
他轻揩了一下眼角，“让你见笑了。”
何平由衷的说道：“您别这么说，今天我很高兴听您说了这么多心里话。如果把我放到您的位置上，我知道我自己一定坚持不下来，但是您做到了，这是值得我敬佩的地方。同时我也希望您不要对自己的信仰感到灰心，这世上有天灾有人祸，我们经历的就是人祸，与信仰本身无关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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